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和记者斯诺聊了很多事情，其中就包括自己的人生经历。

谈到过去，他也讲到了《新青年》这本新文化运动杂志，还说“非常欣赏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可胡适在解放前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令毛主席十分失望。

毛主席早年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他也阅读到了《新青年》这本杂志，那时候的胡适正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毛主席对他早有耳闻。

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时，毛主席也听过胡适的课，还去专程拜访过胡适，足以见得那时的胡适还是影响到了毛主席的。

出国留学成为了当时进步青年的一大选择，可毛主席并没有选择离开，在和朋友的解释中，毛主席谈到胡适曾写过一篇《非留学篇》，且有人需要到国外去学习新东西，也有人应该留在本国研究国内问题。

在胡适的影响之下，毛主席还曾成立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列出了要研究的大小问题144个，涉及诸多领域。

那会的社会环境之下，成立这个研究会是很正常的事情，实践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影响极大也客观促进了很多事情的发生。

毛主席与胡适之间在早年间就有所来往，而毛主席所参加的一些革命工作中，胡适也有过一定的支持，在这些事情之后，毛主席对于胡适也是比较尊重的。

1920年毛主席还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内容中，毛主席则表现出感念胡适的帮助和支持，也希望继续借重胡适的声望来解决湖南的问题，幸运的是，这封信在今天都保存的很好。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通过实验主义，又超越了实验主义。

同样是在这场运动之后，胡适走向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他于1921年联络丁文江等人创立了“努力会”，努力去实现一套“贤人政治”，那便是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福利。

“九一八”之后，日寇已然燃起烽火，无论是什么思想，此刻都得以大局为重。

胡适也抛弃了和平的梦想，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委托，那会他还是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国民党希望他能去美国争取到更多支持和援助。

从过程来看，胡适也确实这么做了，这位“书生大使”记得自己的使命，也充分利用起自己的国际声望替中国讲话，劝说美国政客能制裁日本，对华施以援手，也收获了一些效果。

不过，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不断变化，胡适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一些问题。

毛主席曾将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分为三派，分别是革命民主派、非革命民主派和反动派。

胡适就属于是非革命民主派，那会的胡适内心也是比较矛盾的，他一方面觉得靠武力解决国内问题不是最优解，另一方面也并不认可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

他所提出的主张是“人权”和“法治”，想要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国民党那边想要利用他的声望做事，胡适这边也抨击过国民党，比如在《吴江月刊》和《新月》当中，就有不少文章直接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虚伪，要求他们制定约法来保障民众权利。

从这个角度看，胡适与国民党确实也没有什么默契。

由于诸多原因，毛主席也是希望胡适能走向民主革命道路的，可胡适还是让毛主席失望了。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接近尾声，黄炎培、傅斯年等人要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商谈“团结、共建”等问题，毛主席一下就想到了胡适，他还让傅斯年回去代问胡老师好，并表达了中共希望同知识分子在抗战和建国中达成合作的意向。

那会，胡适人在美国，他得到消息后还回了一封电文。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大家也都跟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了，大概能猜到他怎么想，只是没有到最后撕破脸皮的时刻。

而胡适的回电中，除了常规的问好以外，他大多数文字都在劝说毛主席“忘记过去”，放弃武装夺权道路。

且胡适在美国多年，他还认为美国政治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他并没有从正确的角度思考过两个国家的国情与不同。

当时的胡适一直在等待着毛主席的回信，不过据他自己回忆，毛主席一直没有回信，其实毛主席的不回答也是给胡适留有余地，只是胡适并没有真正体味到这一刻的含义。

这年9月6日，胡适当选为北大校长，也开始倾向于国民党的那一边。

次年胡适从美国飞回上海，立刻就受到了包括蒋介石、孙科等人的款待，蒋介石已经在酝酿大战了，胡适的态度已经能够洞悉。

11月，胡适出席了所谓“国大”，这本身，就代表了他的政治倾向。

胡适主持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而这份草案，是蒋介石主导的。

这个阶段，又能看出他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心里更倾向于学术工作；而另一方面他则不肯疏远政治，再加上他本身的政治倾向也偏向于欧美，就更加离不开蒋介石了。

这两件事也让毛主席认识到他短期内是很难回头了。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曾召开了一场会议，谈到了时下的很多问题，会议中也提到了胡适。

对于胡适，毛主席依然给了他余地，说：“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待到一年后平津战役打响，号称“坚不可摧”的北平城很快就被解放军团团包围，胡适也在围城之中。

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胡适还在傅作义处进行了演讲，大谈“和比战难”等，言语中有不少攻击之意。

即便如此，中共还是努力争取，希望能将胡适给留下来。

季羡林在后来谈到了这件事时说：“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了有关延安广播电台对他的专线广播，大致内容就是希望他能够留下来，继续担任北大校长与图书馆馆长。”

那时的胡适也看清楚了战争局势，只能在无奈中透着笑意：“人家会信任我吗？”

在胡适身边工作的邓广铭也专门回忆过当时的情形。

在兵临城下之际，外面的传闻很多，有人告诉胡适：“只要你不走，北大不动，那么解放军不会对你有什么措施。”

也有主动走出城外的学者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向他们介绍起高校的情况，毛主席也允诺了“图书馆长”的事情。

反正，当这些消息传到胡适的耳朵里，胡适更是“草木皆兵”，他觉得自己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干脆就当个“过河卒子”。

1948年12月中旬，正值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胡适离开了北平前往南京。

得知消息后，毛主席这才直言不讳地批评胡适，并认为只有通过激烈的言辞才能使他幡然醒悟，到了1949年8月中旬，毛主席以一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胡适。

毛主席称其为“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说他是被反动政府控制的一部分。

一个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接受了外国先进教育的男士，最终成为了国民党的拥护者之一。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重申：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在人民方面，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毛主席的统战思想很快也发挥了作用，诸如翁文灏这种本就和胡适关系密切的人也在建国后陆陆续续回到了大陆，可胡适对此依旧是无动于衷。

明明，“大门”是一直向胡适敞开的，反而是胡适自己主动将“大门”给关闭了。

去了美国后的胡适也当上了图书馆馆长，那是普林斯顿大学聘请他当选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在1954年，毛主席对胡适的批判也基本没有留下什么余地了，很多省市都发表了对胡适的批判文章，人们对胡适的错误做法都是强烈声讨的，也出现了全盘否定的情况。

毛主席也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他于1956年在怀仁堂宴请了知识分子并提到：“批判嘛，总是没有什么好话说，讲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也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掉，总归要实事求是。”

当三联书店出现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时，人在美国的胡适还认真地搜集起了这些文字，并饶有兴致地进行了批注，有人还说：“胡适是有耐心将这些书看完的。”

这段时间，胡适也没有闲着，他去了台湾省参加会议，还向蒋介石递送了证书。

想到胡适时，毛主席总是带着深深的无奈。

在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时，毛主席还说：“胡适这个人真的有些固执，我们还托人带信给他劝说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在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

这是毛主席的宽广胸怀，其实也隐约表达了胡适已经失去了争取的可能性。

1956年9月，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到瑞士出席“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并利用这个机会向胡适传达了一些信息，劝他不要再乱说了。

这两人曾都在北大工作，也有着一些个人感情，所以周鲠生说出这些话也是最为合适的。

不过，胡适到这个时候还是不愿意相信，究其根本，胡适的思想就造就了他难以沟通和相容，因此也就不相信任何劝说了。

有人曾在美国对胡适说：“我们尊重胡适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

胡适听完这句话后也哈哈大笑地回应道：“那没有胡适的思想，也就没有胡适了。”

后来的1957年，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来到北京访问，并受到了毛主席的单独接见，双方自然是聊到了胡适的。

曹聚仁回到新加坡后还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去看看，信中更是情真意切地提到：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也喊出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

没想到，这封信竟然招致了胡适的反感，他说道：这个人往往说胡适是他的朋友，又往往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这个人。

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将胡适给劝回来，胡适还在做着令人失望的事情。

在曹聚仁的信件寄出后不久，胡适收到了小儿子思杜的信，可他还是没有回去。

而为何胡思杜会留在北平，至今都是个“问题”，在胡适的记载中也只有那一句：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1961年2月，胡适去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刚刚抵达现场后便感觉身体不适，随后被送到了医院，结果被诊断为关中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

这次，胡适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才算有所好转，可他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了。

第二年5月，胡适又去台北参加一场欢迎酒会，在会议中突发心脏疾病去世，享年72岁。

从始至终，都是胡适在让毛主席失望，胡适没能落叶归根，甚至到了晚年还在做着美梦，他留在北平那102箱书也全部捐给了北大，或许，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最终结局。